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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饮酒风尚对磁州窑的影响
文章来之:江苏省古陶瓷研究会 点击数:1210 [返 回]

 
程宜

    摘要:宋元时期,世俗生活丰富多彩,饮酒之风浓厚,对酒器的需求量很大,这种需求促使当时最大的名窑体系——磁州窑,在器形、纹饰上不断创新,产量大幅提升。宋元的饮酒风尚在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着磁州窑的发展,是宋元成为磁州窑发展高峰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宋元;饮酒风尚;磁州窑;影响

    磁州,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南部,因此地盛产磁石,故于隋开皇十年(590年)得名磁州。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自南宋、辽金元、明清至今,延烧千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窑体系。主要烧造黑瓷、白瓷、白地黑彩、白地褐彩瓷。器型以各式的瓶、壶、罐、盘、碗、碟、盏、钵、洗、盆、枕、缸等生活用器为主,多为中下层民众服务,不为士大夫赏识,故宋元文献中未曾提及。然而它在民间却很受欢迎,许多窑场争相模仿,使磁州窑逐渐由一个地方窑场演变为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的磁州窑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磁州窑最为兴盛的宋元时期拥有多彩的世俗生活,无论是文人士大夫还是普通民众,不同阶层各呈精彩。所幸古人为我们留下不少反映当时生活情形的史料,让我们得以遥望千年前的人世繁华。就实物而言,由于磁州窑的装饰题材源于民间世俗生活,记录了当时的社会民情,风俗习惯,为我们研究宋元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源,使我们多了一条回溯宋元历史的途径。其中宋元时期的饮酒风尚对磁州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磁州窑生产了大量酒器,和众多与酒相关纹饰的器物,值得关注。

    一、宋元磁州窑流行的酒器。

    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陶瓷器已经与酒结缘,出现了陶质酒缸和酒杯。从此,酒与陶瓷器关系日渐紧密,相伴至今。在现存的宋元时期磁州窑器物中,酒器所占比重非常大。主要有瓶、罐、壶、杯、碗、盆、缸等。反映出酒在宋元时期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中,瓶作为主要的盛酒器,使用最为频繁。尤以经瓶、玉壶春瓶、四系瓶等最具代表性。

    1、经瓶。“经瓶”一词,始于宋代。宋人赵令畴《侯鲭录》卷三说:“陶人之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 经瓶的功用主要是储藏酒水,饮酒时,一般还需倒在玉壶春瓶或注壶中,再斟到酒杯、酒盏中饮用(豪饮除外)。在宋元时期,磁州窑生产了大量经瓶。宋代袁文《瓮牖闲评》卷六说:“今人盛酒大瓶谓之京瓶。”京瓶即经瓶。可见,“经瓶”一词在宋代很是流行。它身长口小,清秀挺拔,是宋元时期家庭和大小酒铺里常见的盛酒器。明代民间有插梅的习俗,因经瓶 “口径之小仅能与梅之瘦骨相称[1]”,逐渐改称梅瓶。古时,人们往往将容量很大的酒器称为“酒海”,上海博物馆藏《宋·磁州窑“醉乡酒海”经瓶》表明其出色的盛酒功能。


    《宋·“风吹十里透瓶飘香”梅瓶》,采自王兴编著,《磁州窑史话》,第10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2、玉壶春瓶。玉壶春瓶又称玉壶春壶。基本形制为撇口、细颈、垂腹、圈足,体量较小,造型优美婉约,其颈部曲线恰适人们斟酒时抓握。玉壶春瓶造型定型于北宋,功用相当于现在的酒壶。由于人们钟爱玉壶春瓶美观的造型和装饰,故逐渐由实用瓷演变为观赏性的陈设瓷。唐代司空图《诗品·典雅》中有“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座中佳士,左右修竹”的句子,“玉壶买春”即用玉壶去买酒(“春”指酒。唐代时人们多称酒为“春”,后代沿用)。《水浒传》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讲:“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可见,玉壶春是一种酒的名字。南宋《武林市肆记》上也记载有海岳春、蓬莱春、锦波春、浮玉春、秦淮春、丰和春、谷溪春等酒的名字。因此,不少专家认为“玉壶春瓶”的名称是因“玉壶春”酒而来。


    山西省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花卉纹瓶》,高27.6、口径7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元上),第一四0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3、四系瓶。四系瓶也是磁州窑的典型器物,体型细长,小口、束颈、长腹、圈足,瓶口与瓶肩处附有四系。器体上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或褐釉,在白釉部分书写、绘画。四系瓶装饰以文字为主,此器形在金元时期特别流行。其中,书馆铭的有“仁和馆”、“八仙馆”、“太平馆”、“贞元馆”、“同乐馆”、“嘉和馆”等;直接书含“酒”文字的有 “清酒肥羊”、“一色好酒”、“百家酒”、“酒”、“省酒瓶”、“酒色财气”。、八思巴文“美酒”、“此酒填平闷海推倒愁山”等;书酒的品种有“梨花白”、“秋露白”、“羔羊酒”等。从磁州窑大量四系瓶上所书文字来看,其主要功用乃为盛酒。


    《宋·黑花“酒色财气”铭四耳瓶》,高28.5、口径4.7、底径11.3厘米,采自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73,文物出版社。
 
    此外,如故宫博物院藏《宋·磁州窑黑釉罐,喀左博物馆藏《金·磁州窑白釉黑花龙凤纹罐》,赤峰市博物馆藏《元·黑釉盏》,等器形,都是当时以盛酒为主要功能的陶瓷容器。“元时,彭城磁州窑……白地黑彩常变为赭彩,很显然这是为了适应快速大批量生产方式的需求而导致的结果,其中一半多的产品是酒器。[2]”可见,饮酒风尚导致社会需求增加,进而促使宋元磁州窑酒器品种不断创新,产量也大幅提高。
 
    二、宋元饮酒风尚在磁州窑器物上的反映。

    宋元人们饮酒喜欢行酒令,文人们更钟情于“曲水流觞”之戏。“曲水流觞”原为我国夏历三月第一个巳日,祓除祸灾,祈降吉福的民俗活动。晋代王羲之“曲水流觞”写下著名的《兰亭序集》以后,“曲水流觞”逐渐从禳灾祈福演化为文人雅聚的活动。一般是在院子里挖一条曲折的小水流,或在风景宜人的山谷中寻觅自然曲水,将酒杯从上游向下游缓缓漂流,当酒杯漂到某人面前停下时,此人就要即兴吟诗、作词或唱曲一首,如果不能完成就要罚酒一杯。孟元老有“都人最重三伏,盖六月中别无时节,往往风亭水榭,峻宇高楼,云槛冰盘,浮瓜沈李,流杯曲沼,苞鲊新荷,远迩笙歌,通夕而罢[3]”的记载,记录了人们在难熬的三伏天,流杯曲沼,饮酒笙歌,通宵达旦的情景。

    不单文人雅士、普通市民热衷饮酒,妇女也饮酒为乐。宋代妇女在寒食、冬至、元旦三大节日的晚上,有结伴外出游玩,在饭馆饮食的习惯:“……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把酒相酬尔”;七夕“乞巧”:“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餖飣杯盘,饮酒为乐[4]”,享受属于女孩子的美好时光。在宋代,立夏日“妇女作李会,取李子汁和酒饮之,谓之驻色酒[5]”,认为饮李子汁酒不仅能留住姣好的容颜,而且能祛除夏日疾病。

    饮酒就是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逢各种节日当然更要集体饮酒作乐一番。元日饮屠苏酒;立春皇帝给近臣赐酒;清明祭祀先祖,更是热闹非凡,不醉不归。“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自此三日,皆出城上坟,但(冬至后,笔者注)一百五日最盛……斜阳御柳,醉归院落[6]”;四月,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按惯例于四月初煮(黄)酒开坛。四月八日浴佛斋会“在京七十二戸诸正店,初卖煮酒[7]”;五月端午节,人们将菖蒲切成丝放入酒中,饮菖蒲酒;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贵戚;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市人争饮,往往中午刚过,各家的酒就宣告售罄;九月重阳清酒开坛,众人将“辟邪翁”茱萸和“延寿客”菊花浮于酒面饮用,祈福消灾;冬天来了,围炉取暖饮酒聚会更是适逢其时,十一月一日,“民间皆置酒作暖炉会也”。宫中“遇雪即开筵”,赏雪时“羊羔儿酒以赐”。除夕之夜,一家人团聚在一起,通宵守岁,饮酒唱歌,其乐融融。一年中,哪一天不是饮酒的好日子呢?


    《宋代煮酒画像砖》,采自(宋)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第168页,中华书局
 
    上海博物馆藏宋磁州窑《登封窑珍珠地划花人物瓶》(又名《醉翁图经瓶》)。此橄榄形瓶主纹饰描绘一醉态酣然,头带幞头的文人,在柳间抒怀。不少人认为此纹饰描绘的是东晋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曾写《饮酒》诗二十首。相同纹饰的瓷器残片在登封窑大量出土;


    《登封窑珍珠地划花人物瓶》之一,高39.7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10.1厘米。采自李辉柄主编,《中国陶瓷全集》(宋上),第二00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登封窑珍珠地划花人物瓶》之二,登封曲河窑采集的相同器形和纹饰的北宋磁州窑残片,笔者拍摄于登封窑瓷苑科技有限公司古陶瓷标本室。

    广东省博物馆藏宋代《褐彩人物梅瓶》,通体褐彩勾绘,中部四开光,分别描绘了带巾着袍袒胸的酒徒欲饮、稍醉、大醉、昏睡的四种饮酒状态。此瓶1964年从广东佛山澜石墓中出土,在佛山唐宋奇石窑有同类的瓷片出土,还发现不少带有“政和二年”、“政和三年”、“政和六年”、“嘉祐××”等印记的北宋年号。此《褐彩人物梅瓶》有可能是佛山北宋时期磁州窑系的产品;


    《褐彩人物梅瓶》,高31、口径6.7厘米,之一采自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藏陶瓷选》图67,文物出版社。之二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二二0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磁州窑中用文字反映当时饮酒生活的瓷器数量非常多。如一件《宋·磁州窑黄釉瓷枕》划写“绿杨沽酒市”五字,金元时期的红绿彩碗也有不少书写相同文字的;另一件《宋·白釉诗文瓷枕》上划写“风吹前院竹,有酒后亭(庭)香”诗文。可见,这种借酒抒怀的纹饰在当时颇为流行,反映出宋元时期的饮酒风尚对磁州窑瓷器纹饰的深刻影响。


    《宋·白釉诗文瓷枕》,采自张晓光、李文振编著,《中国民间古陶瓷图鉴》,石油大学出版社,第222图。
 
    三、宋元丰富的酒的品种在磁州窑器物上的反映。

    宋以前,我国酿酒主要以酒曲法酿造,宋代初期出现“煮酒法”,元代进一步创“蒸馏法”酿造技术。用“煮酒法”、“蒸馏法”酿造的酒,与用“酒曲法”酿造的酒相比较,酒质更加纯净,味道更加醇厚浓郁,为宋元酒业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元时期酒品十分丰富,北宋著名的酒有:产自武陵桃源的用优质曲和糯米精酿而成的“五菱桃源酒”;用桂林桂花酿造而成的“瑞露酒”;深受达官贵人追捧的用羔羊、糯米和曲酿制而成的“白羊酒”(即羊羔酒);用黄柑酿造的“洞庭春色”;产自滑州的“冰堂酒”;用生鸡蛋与酒搅匀共饮的“金丝酒”;用绿豆酿制而成的醇香色碧的“醇碧酒”;用蜂蜜酿造的“蜜酒”;水上人家疍民酿造的“蜒酒”;苏轼自酿的“万家春”;产自广东惠州的用梅子酿造的“梅酝”;苏轼在惠州罗浮山区自酿的“罗浮春”;治病保健的“苏合香酒”;金陵老儒辛思顺所酿“辛秀才酒”;用泰州客次井的蟹黄水酿造的“雪醅”;凤州凤翔所产“凤州酒”;四川古蔺镇所产“凤曲法酒”等[8]。

    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饮酒的风气并未减弱,酒的品种也丝毫不比北宋逊色。《武林旧事》中记载南宋的各种名酒就有“(出自御库的)蔷薇露、流香;(出自三省激赏库的)宣赐碧香、思堂春;(殿司)凤泉、(祠祭)玉练槌;有美堂、中和堂、雪醅、真珠泉、(出卖)皇都春、常酒、和酒。(浙西仓)皇华堂、(浙江仓)爰咨堂、(扬州)琼花露、(湖州)六客堂、(苏州)齐云清露、双瑞……[9]”等。据宋代学者张能真《酒名志》记载,仅磁州附近就有“风曲法酒”、“艾城酒”、“香桂酒”等不少品种。正因为饮酒风气隆盛,因此,宋代佳酿的品种特别多、产量特别大。

    丰富的酒的品种,被窑工们用书法形式装饰到磁州窑产品上,即直接在器物上用色釉书写酒的名称。多见书“梨花白”、“竹叶青”、“红梨花”、“秋露白”“莲花白”、 “金波玉液”、“羔羊酒”等酒名,反映出宋元时期丰富的酒的品种对磁州窑装饰的影响。


    图十一,邯郸市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梨花白”大口罐》,高14.5、腹径15.5、底径7.3厘米。
 
    四、宋元饮酒场所在磁州窑器物上的反映。

    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家日本的加藤繁博士在其30年代初所作《宋代都市的发展》论文之“酒楼”一节指出,宋代城市中的酒楼,“都是朝着大街,建筑着堂堂的重叠的高楼……这些情形都是宋代才开始出现的[10]”。酒楼是两宋城市中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行业之一。“在两宋都城,著名的酒楼就有:忻乐楼、和乐楼、遇仙楼、铁屑楼、仁和楼、清风楼、会仙楼、八仙楼、……[11]”等数十家。《东京梦华录》之《酒楼》中描绘了京城酒楼的奢华和繁华:“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歩,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12]”。《武林旧事》也记录了南宋临安的“熙春楼、三元楼、五间楼、赏心楼、严厨、花月楼……[13]”等著名的民间酒楼。当时,酒店可谓遍布城邑,“……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14]”。酒楼不仅数量多,而且通宵达旦地经营,当第二天赶早入市的人,听到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闻声而起时,“酒店多点灯烛沽卖……至天明不绝[15]”。这样的情形,也可直观地从《清明上河图》中见到,图中就生动地呈现了市民当街沽酒、酒肆饮酒、戏楼唱酒的热闹场景。

    环境良好的酒楼可能还是孵化宋元词、曲的摇篮。文人之间饮酒少不了玩既“斗酒”更“斗才”的行酒令,由行酒令逐渐发展出“小词”、“散曲”,可谓宋元文化艺术的意外收获。宋元的行酒游戏十分昌盛,上至君王,下到普通百姓都乐在其中,连端肃的司马光也难免“轻辞丽句”:“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笼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

    宋元时期,不少磁州窑的酒瓶、酒罐书写了与酒肆有关的文字,如“仁和馆”、“八仙馆”、“太平馆”、“熙春馆”、“玉春馆”、“玉山馆”、“贞元馆”、“元贞馆”、“同乐馆”、“长乐馆”、“嘉和馆”、“状元楼”、“武阳馆”、“玉山馆”、“梨花馆”、(同)醉馆等。其中金《白釉黑彩“仁和馆”四系瓶》和元《白地黑花“八仙馆”铭四系瓶》等带馆铭的四系瓶,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宋元时期闻名遐迩的“仁和”、“八仙”等酒楼。虽然“仁和馆”四系瓶可能只是金元时期北方地区某处馆驿订造,而非为“仁和”酒楼专烧[16],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带馆铭的四系瓶“与宋元时期的市井生活,酒肆文化密切相关……‘仁和馆’等馆名应为酒肆或馆驿的字号,并在宋、金、元时期一直沿用”[17]。宋·文瑩《玉壶清话》记“真宗赏曲宴群臣于太清楼,群臣欢浃,笑谈无间。忽问廛沽优佳者何处,中贵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进之,遍赐宴席”。描写了真宗与群臣到“南仁和”饮酒欢愉逸事。欧阳修《归田录》记“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又名于京师,公往往易服微行,饮于其中”。可见,“仁和”酒楼不单名气大,延续时间长,而且还不止一家。在商品意识比较浓厚,广告推销意识逐渐苏醒的宋元时期,磁州窑酒器上反映那些著名的酒馆也就不足为怪了。


    金《白釉黑彩“仁和馆”四系瓶》,高25厘米,口径4.5厘米。采自张晓光、李文振编著,《中国民间古陶瓷图鉴》,第232图,石油大学出版社。原图标为宋代。

    元《白地黑花“八仙馆”铭四系瓶》,高23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8.1厘米,邯郸市博物馆藏。
 
    五、宋元饮酒风尚对相关行业的渗透及其在磁州窑器物上的反映。

    城市中大小酒楼间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又和茶肆、香药、租赁、娱乐业等联为一体,形成一个庞大的酒文化体系,共同编织缤纷的宋代日常生活。

    茶肆兼容性相当大,既喝茶,又炒菜、饮酒,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场所。其中茶肆中的“分茶酒店”实际就是中小型酒店,而“分茶店”则是以经营面食为主兼卖酒水的店铺。茶肆的形式多样,重要的一点是,所有的茶肆都兼营酒。

    许多香药、饮品也因为酒而生意兴隆,《武林旧事》载,当时设有香药局,掌香料及醒酒汤药之类。如神芎丸、香薷饮、二陈汤等就是比较流行的醒酒药丸和汤药。神芎丸有消酒食,清头目,清食肉多口臭等疗效。宋元人肉食主要以猪、羊、牛、家禽为主,以酒佐之,神芎丸正可对症治疗酒食过量;香薷除有解热、利尿的功效外,对中酒不醒,效果尤佳;流行于北宋的“二陈汤”,不仅是养生佳品,也是化解“伤酒”的良药。《水浒传》第二十一回就有“伤酒”的宋江向卖汤药的王公索“二陈汤”化解的描写。


    邯郸市博物馆藏《元·白地黑花“神芎丸”大口罐》,高13、腹径23、口径15厘米。
 
    各种香药果子与酒也颇有渊源。《梦粱录》卷十六之《分茶酒店》在列数的数百种下酒食品中,将香药与水果坚果列在一处,既表明香药的运用极为日常化,也让人猜测香药可能就是一种有药用功能的果品。除香药果子外,宋人也十分喜爱时果、果脯和各种果子制作的饮食,其中也有助酒之功能:“果子局,掌装簇飣盘看果、时新水果、南北京果、海腊肥脯、脔切、像生花果、劝酒品件[18]”。
    为了更加专业化,还出现了各种租赁行业。耐得翁《都城纪胜》记载官府贵家置“四司六局”,负责掌管宴席排档的安排打理。这种机构用于商业租赁,雇主只需出钱,不用费力,就可以轻松举办繁复的筵会。“茶酒司”等“四司”担任了其中重要的角色,“凡民间吉凶筵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赁。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下请书,安排坐次,尊前执事歌说劝酒,谓之‘白席人’,总谓之‘四司人’。[19]”而六局中的“香药局”,则专掌香料及醒酒汤药之类[20]。

    《东京梦华录》卷二之《饮食果子》中载“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更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换汤斟酒.俗谓之‘焌糟’……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或献果子香药之类,客散得钱,谓之‘厮波’;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剳客’,亦谓之‘打酒坐’;又有卖药或果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21]”。一幅酒、药、果、曲相互辉映,各色人等共冶一炉的热闹繁华图景。“神芎丸”药罐和许多书写在磁州窑器物上的文人与歌妓共同创作于娱乐场所的词、曲,都是宋元时期与酒相关的行业在磁州窑瓷器上的反映。

    六、官府参与生产管理酒业促进了磁州窑的发展。

    酒的产业实在太大,除民间经营外,官府也出面参与生产和管理。官府有自己办的酒库来酿酒,专职酿酒的户部点检所产酒量相当大,“点检所酒息,日课以数十万计,而诸司邸第及诸州供送之酒不与焉。盖人物浩繁,饮之者众故也。[22]”《梦粱录》记载:“点检所官酒库,各库有两监官,下有专吏酒匠掌其役。但新、煮两界,系本府关给工本,下库酝造,所解利息,听充本府赡军,激赏公支,则朝家无一毫取解耳。[23]”这些酒库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数量多达几十处。和乐楼(升旸宫南库)、和丰楼(武林园南上库)、中和楼(银瓮子中库)、春风楼(北库)、太和楼(东库)、西楼(金文西库)、太平楼、丰乐楼、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等都是属于户部点检所的官库。又有安抚司所属的酒库:“安抚司所管一道酒库,如余杭县闲林酒库,石濑步东西二酒库,临安县青山、桃源二酒库外,有安吉州德清县市名为德清正酒库,五林闹市处曰德清东西二酒库,安吉州归安县曰琳市东西二酒库,嘉兴府华亭县曰上海酒库。[24]” 宋时,官府仅在磁州一地就设酒务12个。《东京梦华录》卷四之“军头司”载“……其余工匠,修内司,八作司……内酒坊,法酒库……各有指挥。[25]”可见,朝廷对酒的生产和管理是非常有序的。现藏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一件宜阳县二里庙窑出土的《宋·“京西转运判官”黑瓷经瓶》,瓶残高 47 厘米,上书“京西转运判官供奉酒口口口”,从铭文中可知该瓶是北宋向朝廷京西转运判官供奉酒的容器。另一件内蒙古自治区哲盟开鲁县文物管理所藏《元·白釉“内府”瓶》也反映出元代官府在磁州窑专门订造酒瓶。可见,磁州窑不仅为民间,同时也为官府提供了大量酒器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官府参与酒的生产和管理,使宋元酒业蓬勃发展,进而使磁州窑酒器和与酒相关纹饰得以更加流行,对酒器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客观上促进了磁州窑瓷器的发展。


    《宋·“京西转运判官”黑瓷经瓶》,瓶残高 47 厘米,上书“京西转运判官供奉酒口口口”。2009年10月,笔者拍摄于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陶瓷标本展览厅 。


    内蒙古自治区哲盟开鲁县文物管理所藏《元·白釉“内府”瓶》,高35.4、口径5.6、地径13.8厘米,采自《中国陶瓷全集》(元上),一三五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结语

    宋元浓厚的饮酒风尚,促使磁州窑器形不断创新,出现了大量与酒相关的陶瓷装饰纹饰,酒器的需求量大幅提高。宋元的饮酒风尚从各个层面深刻影响着磁州窑的发展,是磁州窑在宋元成为发展高峰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文发表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六辑,紫禁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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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许之衡撰,杜斌校注,《饮流斋说瓷》之“说瓶罐”,山东画报出版社。
[2] 刘志国,《酒文化与磁州窑》,《陶瓷科学与艺术》,2002年第5期。
[3]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八之 “是月巷陌杂卖”,第207页,中华书局,2008年。
[4] (宋)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卷三之“乞巧”,第84-85页,中华书局,2008年。
[5] 《玄池说林》,《说郛三种》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转引自钟敬文主编、萧放副主编,游彪、尚衍斌、吴晓亮等著,《中国民俗史》宋辽金元卷,第204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
[6]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七之 “清明节”,第178页,中华书局,2008年。
[7]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八之 “四月八日”,第202页,中华书局,2008年。
[8] 参见王鲁地编著,《中国酒文化赏析》,第30-3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
[9] (宋)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卷六之“诸色酒名”,第173页,中华书局,2008年。
[10] 参见尹永文著,《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80页,中华书局。
[11] 尹永文著,《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第181页,中华书局。
[12]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二之“酒楼”,第71页,中华书局,2008年。
[13] (宋)周密著,李小龙、赵锐评注《武林旧事》卷六之“酒楼”,第160页,中华书局,2008年。
[14]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之 “马行街铺席”,第111页,中华书局,2008年。
[15]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三之 “天晓诸人入市”,第117页,中华书局,2008年。
[16] 参见陈杰,《从“仁和馆”铭四系瓶谈起》,《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17] 马小青,《磁州窑四系瓶的流行时代与文化内涵》,《收藏》2009年第6期,第59-60页。
[18] (宋)吴自牧著,符均、张社国校注《梦粱录》卷十九,第302页,三秦出版社,2004年。
[19] (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四“筵会假赁”,第126页,中华书局,2008年。
[20] 《梦粱录》卷十九《四司六局筵会假赁》记“香药局,掌管龙涎、沈脑、清和、清福异香、香垒、香炉、香球、装香簇烬细灰,效事听候换香,酒后索唤异品醒酒汤药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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